至于说胡适发表《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》，是为了专门抵制和反对马克思主义，就更是无稽之谈了。
首先，20世纪的中国就是一个各种主义横行的时代，包含无政府主义、过激主义、民生主义、社会主义等等；而社会主义就有8种，有基尔特的社会主义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、王揖唐的社会主义、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、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。
而胡适所讲的，是一切主义，一切学理，都该研究。但“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，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；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，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；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，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、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”。如此“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，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，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”。根本不存在针对那个主义一说。
其次，不妨看一下胡适发表《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》的历史背景。
1919年6月27日、28日，臭名昭著的安福俱乐部控制的北京《公言报》，发表《论危险思潮敬告为政者与将帅》的长篇社论。认为无政府主义、共产主义都是“危险思潮”，“浩浩乎，滔滔乎，莫之能御”，凡是俄国“过激派”所倡导、所实行的都属此类。于是，政客们很替北洋政府担忧，筹谋应对之法。社论提出的第一条措施就是：“为政者与将帅宜究心社会主义也”，既不要回避，也不要畏而远之，而“宜人究其书，乃可言取舍，乃可言因应也”。
7月8日，王揖唐在安福俱乐部举行的体议员大会上发表演说，称：“自世界潮流播及后，民生主义为不可再缓之图”，而安福部的政纲中，第四项就是“注重保育民生”。他认为，中国古已有“均田均耕”等与“近世之共产主义相近”的学说，但自古也有人如孟子认为这种学说“与中国不适”，但“此等学说，何尝不从人民生计上著想？”于是，王揖唐提议在安福部内特别组织一个“研究会”，称为“民生主义研究会”。安福部公议结果，体均赞成。次日，《公言报》以《昨日安福部之议员会———社会主义研究之组织》为题，对这次会议作了报道，并摘要刊登了王揖唐的演说。
在当时京城熙熙攘攘的新思潮激荡中，纷纷扰扰的社会主义学说看来还是很引人的。王揖唐和安福部谈论社会主义的言行，在当时也算是“赶时髦”，也可称为“蹭热度”。这一事件顿时引起京城舆论界的热议。
于是，胡适有感而发，于7月20日，在《每周评论》第31号发表了此文。文章开篇就揶揄王揖唐和安福俱乐部，嘲笑王揖唐们“假充时髦”的行为。不但如此，胡适还认为，这给了“新舆论家”一个教训。
胡适指出：“主义”都是应时势而产生的“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”。“主义”都是“抽象的名词”，任何人都可以“同用一个名词”谈“主义”，比如王揖唐之流都跟我们一样谈论社会主义，都称“社会主义家”，“都可用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”，这就成了“‘主义’的大缺点和大危险”。所以，他极力反对“空谈主义”，因为：第一，“空谈好听的‘主义’”，这是极容易的，“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，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”；第二，空谈外来“主义”，没什么用处；第三，偏向“纸上的‘主义’”，很容易被无聊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。
由此可见，胡适发表该文的最初诱因是安福部王揖唐也来谈论“主义”了。这在他看来，无疑是空谈抽象的主义带来的大弊端，所以不得不予以纠正。而在接下来的文字中，胡适也很少涉及马克思主义，甚至说过“马克思的社会主义，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”。
在《三论问题与主义》一文中，胡适又解释说：“现在世界各国，有一班‘把耳朵当眼睛’的妄人，耳朵里听见一个‘布尔扎维主义’的名词，或只是记得一个‘过激主义’的名词，不懂得这一个抽象名词所代表的是什么具体的主张，便大起恐慌，便出告示捉拿‘过激党’，便硬把‘过激党’三个字套在某人某人的头上。这种妄人，脑筋里的主义，便是我所攻击的‘抽象名词’的主义。我所说的‘主义的危险’，便是指这种危险。”而“ 蓝、李两君所辩护的主义， 其实乃是些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。如此所说的主义， 我并不曾轻视。” 这也说明，马克思主义并非其主要的针对。
毫无疑问，胡适说的“主义”,应当也涵盖马克思主义。但读原文，胡适并不一般地反对谁信奉马克思主义，更不是谁信奉马克思主义，就和谁过不去。他只是提出，任何主义都“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；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，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；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，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、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”。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应该反对的吗？
如果像信奉宗教一样信奉马克思主义，这样的人不管把自己标榜成多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，其人肯定比胡适离真理更远。
卡尔?波普尔说过，多见一只白天鹅不能证明所有天鹅是白的，因为只要有一只其他颜色的天鹅出现，“天鹅皆白色”这个命题就会被推翻。既然谁也无法保证此“真理的白天鹅”可以永远不被证伪，那么“非真理”、“非主流”的价值就有自我尝试的权利。换言之，人类没有一劳永逸的真理，只有基于经验与创造而生的源源不断的知识，人类只能“通过知识寻求解放”。
胡适后来说，对于“新文化运动”，自己比较喜欢用“中国的文艺复兴”一词，因为它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很多相同之处：一是对新语言、新文字、自我表达新工具的需要；二是对人类解放的要求，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、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。他后来曾说：“那时我有一个主张，认为我们要替将来中国奠定非政治的文化基础，自己应有一种禁约：不谈政治，不参加政治，不与现实政治发生关系，专从文学和思想两方面着手，做一个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。”他在《口述自传》中遗憾地认为：“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，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。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。”
可以说，胡适的这篇文章正是基于这种认识，希望对这种政治转向有所校正。胡适在文中指出：空谈好听的“主义”，是极容易的事；空谈外来进口的“主义”，是没有什么用的；偏向纸上的“主义”，是很危险的。详细分析讨论之后，胡适最后说：“主义的大危险，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，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‘根本解决’，从此用不着费心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。”
9月，胡适将自己八年来翻译的十篇短篇结集为《短篇第一集》。
胡适译，《短篇（第一集）》，（上海）亚东图书馆印行，民国八年十月初版，民国十七年十月便已十一版。
胡适译《短篇》第一集，或许可以作其尝试汉语改革的一个标本。
该书共收十一篇和一篇论文。其中，用文言翻译的有三篇，其余是白话。论文的语言也是白话。这个比例，说明胡适当时已明显偏向于白话写作。
他在该书“译者自序”中说，这些“不是一时译的，所以有几篇是用文言译的，现在也来不及改译了”。如果来得及，看来胡适是希望把他译的短篇部用白话文字提供给读者。
胡适说过，他极想提倡短篇。当时国内短篇大概尚未脱离初学阶段，很多文人不大懂短篇是什么样子，该怎么写。似乎不够长篇的就是短篇，而且有个基本模式。诸如“某生，某处人，幼负异才， 一日，游某园，遇一女郎，睨之，天人也 ”，被胡适斥为“滥调”。
胡适遗憾自己不能创作，无力做出示范，于是介绍外国名家的名著，如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、莫泊桑的《梅吕哀》、契诃夫的《一件美术品》、高尔基的《他的情人》等等，另外加上论文来做解说。
这番用心，来自胡适所感知的社会文化变迁带来的文学体裁变化。他已经看出，“最近世界文学的趋势，都是由长趋短，由繁多趋简要。 世界的生活竞争一天忙似一天，时间越宝贵了，文学也不能不讲究 经济 ；若不经济，只配给那些吃了饭没事做的老爷太太们看，不配给那些在社会上做事的人看了。”
从文学自身看，世界进入现代阶段，老的语言工具已经不能充分表达现代人的思想和观念，需要寻找新的语言工具。短篇应是一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