段祺瑞是个人品不错，并且也很有做为之人，但也像很多的政客一样，毛病都是别人的，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。
他说“北方军人，宗旨正大”，忘记了他自己教唆督军团造反以谋恢复自己的势力，便是极不正大的行为。
他的责备直系军人不应该“启阅墙之争”，使西南“收渔人之利”，忘记了他自己的假对外以制内，便是“阅墙”，日本便是“渔人”。
他说西南“始以北方攻北方，继以南方攻北方，终至于灭国亡种而后快”。忘记了他自己始以西南攻西南，继以北方攻西南。
他诋毁西南用离间计来破坏北洋团体，其实北洋自己利害斗争，自行分裂何用别人离间。……
段的密电发出后，徐树铮另发一密电，要求皖系各军阀复电拥段。
冯国璋也发出一通密电：“国事濒危，人心浮动，一隅生隙，国动摇。兹将数日经历情形，暨失机可惜之点，通告于后：自复辟打消，共和再造，军人实为功首，此后军人团体，即为国之中心点，生死存亡，有莫大之关系，此不但本国人所共和，亦外交团所共认。此次政.府成立，所行政策，以改良民国根本大法为宗旨，故不急召集新国会，而为先设参议院之举，在法律上虽微有不同，而用心实无私意存于其内。西南二三省，起而反对，无理要求，中央屡为迁就，愈就愈远，不得已而用兵，只为达到宗旨而已，初非有武力压迫之野心也。
“兵事既起，胜负虽未大分，而川事则中央颇为得手，黔、滇在川之兵，不日可期退出川界。广东方面，陆、陈、谭虽有援湘之兵，因龙、李、莫倾向中央，暗中牵制，以是不能大举。是时也，湖南战事，我北军将士，稍为振奋，保持固有之势力，中央即可达完善之结果。不意我北军九死一生，最有名誉之健儿，误听人言，壮志消沮，虽系一部分之自弃，而掣动新胜，暨相持未败之众，于是合谋罢战，要求长官，通电乞和，不顾羞耻，虽曰其中有不得已之苦衷，而中央完将成之计划，尽行打消矣。诸君闻之，能不惜哉！能不痛哉！特是通电求和，主持人道，欲达宗旨，亦必能战而后能和。假如占住势力，战胜一步，宣布调停，再进一程，征求同意，为中央留余地，保政.府之威严，吾辈军人之名誉大张，国家人民之幸福是赖，乐何如之。
“乃不出此而为摇尾乞求，纵达到和平目的，我军人面皮丧尽矣。国璋亦军人之一分子也，如此行为，万无下场余地，不为羞死，亦将气死。诸君皆爱国丈夫，有何高见，如何挽救，能否贾勇救国，振奋部下士卒精神，筹兵筹饷，以谋胜利，则大错虽已铸成，尚可同心补救。国璋代行权位，惶愧奚如！国之不存，身将焉附？如有同心，国璋愿自督一旅，亲身督战，先我士卒，以雪此羞。宣布事实，渴望答复！”
十一月十八日，直系四督直隶督军曹锟、湖北督军王占元、江苏督军李纯、江西督军陈光远发表电，主张停战。
长江三督忽然变成直系四督，声势大震，对段祺瑞震撼很大。
直系四督通电：“慨自政变发生，共和复活，当百政待理之际，忽起操戈同室之争，溯阙原因，固由各方政见参差，情形隔阂，以致初生龃龉，继积猜嫌，亦由二三私利之徒，意在窃社凭城，道乃乘机构衅，而党派争树，因得以利用之术，为挑拔之谋，逞攘夺之野心，泄报复之私忿。名为政见，实为意见，名为救国，实乃祸国，于是阋墙煮豆，一发难收。
“锟等数月以来，中夜彷徨，焦思达旦，窃虑覆亡无日，破卵同悲，热血填膺，忧痛并集。盖我国外交地位，无可讳言，欧战将终，我祸方始，及今补救，尚恐后时。至财政困难，尤达极点，鸩酒止渴，漏脯疗饥，比于自戕，奚堪终日？东北灾浸，西南兵争，人民流离，商业停滞，凡诸险状，更仆难志。大厦将倾，而内哄不已，亡在眉睫，而罔肯牺牲，每一思维，不寒而栗，中心愤激，无泪可挥。夫兵犹火也，不自.焚矣，如项城覆辙可鉴，矧同种相残，宁足为勇？鹬蚌相持，庸足为智？即使累战克捷，已足腾笑临邦，若复两败俱伤，势且同归于尽。
“今者北倚湘而湘不可倚，南图蜀而蜀未可图，仁人君子，忍复骗父老兄弟于冰天雪地枪休弹雨之中？且战局延长一日，即多伤一日元气，展伸一处，即多贻一处痛苦，公等诚心卫国，伟略匡时，其于利害祸福所关，固已洞若观火。况争点起于政治，悲悯本有同情。锟等不才，抱宁人息事之心，存排难解纷之志，奔走啼泣，惨切叫号，而诚信未孚，终鲜寸效，俯仰愧怍，无地自容，谁希望之殷，始终未懈。
“故自政争以来，默察真正之民意，仰体元首不忍人之心，委曲求，千回百折，必求达于和平目的，以拯国家之危难，而固统一之宏基。区区愚忱，当邀共谅。现在时势危迫，万难再缓，不得不重申前说，为四百兆人民，请命于公等之前。伏愿念亡国之惨哀，生灵之痛苦，即日先行停战，各守区域，毋再冲突，俾得熟商大计，迅释纠纷。
“鲁仲连之职，锟等愿担任之。更祈开诚布公，披示一切，既属家人骨肉，但以国家为前提，无事不可相商，无事不能解决。若彼此之隐，未克尽宣，则和平之局，讵复可冀？公等位望，中外具瞻，舆论一时，信史万世，是非功过，自有专归，而旋乾转坤，亦唯公等是赖，反手之间，利害立判，举足之际，轻重攸分，救国救民，千钧一发。临电迫切，不知所云”。
此电领衔之人，竟是段祺瑞一直看好的老实人曹锟。
曹锟（1862年12月12日—1938年5月17日），字仲珊，出生于天津大沽口（天津市塘沽），这也是个民国风云人物，曾是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。
曹锟出生于天津大沽一个贫穷造船工家里。曹锟的父亲曹本生，在大沽的一个船行当排工，成年累月给人家造木船，以维持这个十口人之家的生活。尽管曹家经济拮据，但曹本生性子憨直，为人要强，他宁愿自己勒着腰带，也要供孩子们识几个字。因此，曹锟兄弟几个，多在幼年读过几年私塾。
曹锟十六岁时，父亲让他学造木船，曹锟不肯，叫他学做农活，他也不依，曹本生只好让他去卖布。因家中贫穷，买不起一辆手推车，曹锟便把布匹搭在肩上四处叫卖。
父母应该是觉得曹锟成不了大器，成家了事，便在他十七岁那年，托人说媒，将西大沽一家姓郑的姑娘娶过来。郑氏长于曹锟两岁，相貌平平，但为人通情达理。过门后上敬公婆，下疼小叔小姑，对曹锟更是十分体贴，小两口和和睦睦，很少口角。
一日，曹锟贩布到保定城门，被两个守城的士兵拦住，不但没让进城，反而被他们谩骂嘲笑一番。曹锟无端受辱，窝了一肚子火儿。他历尽艰辛，也未能改变自己吃苦受累的命运，于是他暗下决心，立志从戎。
一八八二年，二十岁的曹锟应募入伍，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。先是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，毕业后做了毅军的一名哨官，一八九四年还曾随部赴朝鲜作战。
翌年，赴小站投袁世凯的新建陆军，为右翼步队第一营帮带。
他既无背景，又老实巴交，时常受人欺负。但他的一大特点，憨厚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好处都让给别人，自己则吃苦耐劳，千依百顺，不管心中怎么想，面上从无怨言。
这样的人肯定有人缘，久而久之，渐渐地也就闻达于上司，甚至袁世凯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。
曹锟听说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有个拜把子兄弟叫曹克忠，在当地很有权势，人称“大帅”。于是备下厚礼前去拜谒，常言道：“礼多人不怪”。
这曹克忠也是天津人，曾任广东水师提督，一看姓曹的是小老乡，很是开心。接着一查族谱锟字，发现曹锟竟是自己的孙辈。自然更加高兴，便正式认曹锟为族孙，并派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凯那儿为他通融。
朝中有人好作官。自此曹锟由帮带而帮统，由帮统而统领，由统领而统制，升官步上了快车道。
曹锟病逝于天津。他是五月去世，同年年十二月，曹锟被国民政.府追封为陆军一级上将军衔。
曹锟虽是直系，以前并未加入长江三督的主和集团，且一向与皖系保持良好关系，被称为直、皖二系的两栖督军。直、皖两系都极力拉拢曹锟，他似乎一直都保持“中立”。由于他当时在北洋派中实力最大，又占据清朝时的北洋大臣地位，他的一举一动，对方方面面都有重大影响。
而在直系四督这个通电发出的时间，段祺瑞已经不再兼任陆军总长，由王士珍继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