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羽在漠南草原上追击搜剿鲜卑残敌的同时，吕布军的残部也是缓缓行军回归云中、九原。
部队走得很慢，这也是没有办法，因为伤员太多了。
这一战虽然是汉军最终取得了决定性胜利，但伤亡也是不小的。吕布和关羽两军加起来，也死伤了一两万人，才把拓跋力微的主力歼灭。
好在这基本上是扫清中原北方威胁的最后一战了，这个数字也是可以接受的。
当年汉武帝对匈奴，打了那么多年，至少死了十几万士兵，还没算其他非战斗减员。如今刘备对鲜卑加乌桓的草原联军，靠着有一定技术代差的武器装备，前后战事两三年间，加起来也不到五万的正规军伤亡，以及数倍的百姓，算是完成得很不错了。
另外，这次战役的伤亡中，吕布的部队就占了至少七成，关羽部才三成，吕布军基本上打完也丧失了建制，得重新整编。
而且那些从军年限早的、董卓执政时期前就从军的老人，哪怕当年还只是个小兵，如今也至少五十几岁了。
而这些老兵在战斗中损失也是最大的，当最后一批曾经有过服务董卓经历的部队都退出历史的舞台，剩下的新人当然是越来越直接心向朝廷，便于被整合。
吕布本人也因为伤重，稍稍拖了一阵时间，最后还是在归途中，油尽灯枯不治了。
退兵之前，关羽曾经分给他们一些大篷车和其他运输工具、驮畜，好便于伤兵们行军时安稳一点，能有车坐，不用再亲自骑马。
吕布临终之前，身边的心腹亲信也请示过他，要不要拆一辆木料最好的大篷车，把木板拿下来当棺材，但是被吕布拒绝了。
都混到这个份上了，吕布又不是怕死，他也想留个尽量英勇的身后名。棺材这种东西有什么用？难道死人还能感觉出来躺得舒不舒服？
所以吕布关照亲信们，真到了那一刻，把前几天战死的他那匹战马、剥下来的马皮，把尸体包起来运回去就好了。
亲信们也都严格遵照，在最后回到九原郡的时候，入城式时还大张旗鼓举哀，让城百姓都出来吊唁。
严格来说，吕布最后在归途中伤重病死，好歹也比直接在战场上战死，身后名更好一些。也给了后来写史料的人更多操作空间。
这样，他一方面也算是“勤于国事、在军事行动过程中死了”，另一方面也不给拓跋力微一方“直接战阵之上击杀吕布”的名头和功劳，算是兼顾了勇名。
这个境遇，基本上跟历史上黄忠斩杀夏侯渊后、回军不久伤病而死差不多了。也跟马援南征交趾、五溪蛮，在征战过程中病死差不多。
……
战事结束后，朝廷自然免不了再有一番盘点计功，各自封赏，普天同庆。
刘备不吝官爵，给关张赵都加了爵位。关羽去年虽然没立到战功，但今年捞到了最终歼灭鲜卑主力的战机，总算是追了回来。
最后关羽一生最高的封县数量，达到了十二个县，但很多都是阴山南北、漠南草原上新设的县。张飞和赵云都是十个县。
张飞因为上谷郡的地盘不够用了，刘备特许从相邻的渔阳郡划一个县到上谷郡，便于上谷郡与草原上的赤峰郡接壤，再封一两个赤峰郡的县补给张飞。
赵云那边地皮倒是绝对够封，因为东北平原上新开拓的领土不要太多。柳城郡几个县划给辽东郡公封地，后世四平一带新设的那些县，也划了一部分。
吕布最终在死后得到了云中公的追封，但因为是追封，所以实际上只是传给他儿子三个县封地的侯爵爵位。不过这也算是事实上加封过了——
原本吕布要是老死，他封地传给儿子的时候，也是要减少一些封户数的。现在可以顶格给儿子留三县两万户。
这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成例，便于大汉以后对于有军功的侯爵、死后追封为公的操作，提供了法理依据，后人可以援引。
原本的历史上，后世很多朝代连人死后追封王爵的都有，比如宋朝岳飞平反后，可以死后追封鄂王。
但这种事情，在汉朝肯定是不行的，白马之盟摆在那儿，异姓死后追封王爵也不合法，给个公爵已经算是制度优化了。（曹操上表追封关羽为荆王，这是罗贯中在演义里编的。关羽在后来的朝代有被追封越来越高的地位，但当时并没有）
……
时间很快来到212年年底，草原上追剿残敌的工作还没结束。随着严冬的来临，汉军也驻扎下来，改为封堵为主，但大局已定，所以京城雒阳的氛围很是欣欣向荣，一派喜庆。
该抚恤的抚恤，该赏赐的赏赐。吕布的亲信也派了人想来京城活动，但李素这种巨富，怎么可能看得上私自收受人的钱财礼物。所以他也没拿钱，让他老婆秉笔直书。
还是那句话，对于吕布的盖棺定论，早年助纣为虐那些事儿肯定还是要写的，但后续改过自新的部分也如实写，不偏不倚。
蔡琰在最后的“论”的部分（也就是相当于《史记》里每个列传最后的“太史公言”部分），还点评了几句，把“马援初从陇右隗嚣，后归光武”跟吕布的初从董卓、袁绍对比了一下，算是很给面子了。
毕竟马援是何等人物，汉朝评价是很高的，不是随便谁都配对比。
吕布的家人知道了蔡琰的编年汉纪内容后，也很满意，这事儿就算过了。
随着新年临近，刘备在宫中大宴群臣，也召了张飞赵云回京述职见面，好好聚一聚，毕竟东胡草原方面的战事，这个冬天已经彻底扫尾了。
剩下的只是漠南草原的军事行动，属于关羽的防区，所以只留下关羽一个人冒雪顶风沙布防就行。
诸葛亮也因为今年运河网已经部修完、只剩一个津门城还在营建、黄河与易水河口的航运疏浚还在继续。
不过这些小工程，不用中书令诸葛亮亲自督导，他把最初规划做好、审查制度设计好，本人就可以抽身了。所以诸葛亮也在年底回了一趟雒阳，明年有必要再外放北巡不迟。
留在幽冀前沿的最高级别官员，暂时只剩下工部尚书国渊。
新年元日，一直到上元节，刘备都邀请了开国六公爵中在京的四人，每日同乐，顺便展望讨论一下国家大计、长远方阵。
鲁肃、诸葛瑾、刘巴这些负责民政财政的高层，也及时把这三年多里大兴土木、大规模用兵遗留下的财政问题，跟刘备交了个底。
还别说，打仗是真的花钱，这次算打得尽量干净利落了，不过还是开支巨大。
想当年汉武帝对付匈奴，最后给将士们的赏赐、抚恤，就累计花掉了近二百亿钱，相当于汉武帝时朝廷六七年的部财政收入——
关键是朝廷也不可能所有钱都拿来打仗，还有日常维持统治的其他开销，要养那么多官员小吏、搞那么多工程呢，每年能省出三分之一的钱攒下来打仗，就很不错了。
所以灭一个北方游牧外族，花掉汉朝朝廷二三十年财政结余，在汉人官僚看来，都是正常现象。
刘备这次把战争时间和粮草损耗都尽量压缩了，但因为装备更先进，靠的一定技术代差换来的这个成绩，所以在武器装备和耗材方面的开支，还是比前人高不少的。
七算八算下来，那么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，最后花了八十多亿钱，直接军费和赏赐、抚恤加上，也接近二百亿（汉武帝时那二百亿没算军饷和日常开销，仅仅只是对死伤的抚恤和对立功人员的奖赏）。
最后扫清大漠以南的草原地区、加上建设幽冀基础设施，三年多里累计背上了二百六十亿的财政开支！
国每年的农业税和人头税、非河北地区的其他州的徭役，还是要用来维持朝廷正常运转的。所以能拿来结余还债和打仗搞建设的，基本上也就是相当于国家的工商税部分。
而国家的工商税总额，之前一直是七八十亿左右每年。原本和平种田的话，这几年能接近百亿。
但因为河北地区被战乱一定程度破坏，加上之前为了减免国债而发放过一些永久免税权，所以这部分增幅也被暂时吞噬了。
扶桑的佐渡金矿虽然已经是发现后的第三年了，但是开发还是比较缓慢的。
主要李素和诸葛亮离开扶桑时，只是发现了金矿，但当地基础设施是几乎没有的，佐渡岛还几乎是无人区，“越山县”也是210年才被扶桑开化移民刚刚定居，之前都是虾夷野人住的地方。
这样的地区要开矿，你还得先往里投钱把交通环境建设好，铺路造港口码头、修船船坞、建设城镇开荒农田。所以前三年基本上是赔钱的，还在开荒期。扶桑的黄金，也就暂时补贴不到朝廷财政。
至于石见银山，比佐渡金山发现还晚，现在还处在摸索期，完没进行开矿呢。
林林总总算下来，朝廷在开战前还有五十多亿国债没还清。这三年里花出去两百六、工商税填补两百，就又是六十亿赤字。
李素也建议刘备缓一缓，不要用民过重，掌握好与民休息的节奏。这次要真心轻徭薄赋、不搞事情，等到这一百二十亿彻底还清，也好更好地建立政府信用，给百姓一个信心，让他们意识到朝廷并不是“总想搞事情，一有钱就花光还欠债”。
刘备接受了这个建议，决定从章武十八年开始（213），一直到章武二十年（215），这三年里好好休养生息。
按照现在的节奏平衡，只要不遇到大的天灾，一百二十亿的国债赤字，两年多就能还清了，三年的话还能略有盈余，到时候国库里能剩下三四十亿储备零花。
当然，这一切的前提，是建立在不要再发生任何大的天灾前提下的，而事实上以210年代的自然环境、后来的历史记录，李素也知道这基本不可能。
天下太平后，最多瘟疫流行能稍稍控制一下，毕竟打仗少、批量屠杀尸体处理不过来的情况变少，瘟疫也会减少。
而水旱蝗灾这三大件，是不以人类活动形势为转移的。所以原本汉末三四年一大灾，现在能压低到五六年一个大灾就不错了。
这一点其实早在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时、讨论天文历法部分，也有过朴素总结了，算是对天时的一个周期归纳。在农业时代，也是存在天灾导致的“经济周期”的，只是古人总结不出原理，只能是凭经验估个数。
正月的最初半个月，刘备就跟群臣讨论好了这些还债休息的规划，随后他想起一个事儿，问手下重臣、是不是能趁着正月里，讨论一下今年是不是该换个年号，别用章武十八年了。
刘备内心的想法，显然是“之前你们说灭了袁曹之后不立刻换年号，是为了彰显大汉从未断绝，中间只能算是来了场持续二十年的‘张董袁曹之乱’，不希望以曹操的覆灭为改年号的契机”。
那现在比曹操死的时候、又拖了整整十年了。十年里励精图治，搞了那么多整合国的建设，把公孙度、高干这些袁曹余孽也彻底灭了。
还平了公孙度背后的三韩、扶桑，灭了高干背后的鲜卑、乌桓。这个武功也算是把高祖、武帝、光武时的巅峰都做到了，这总该改革年号、表示一下朝廷从此转入垂拱而治的文治、富民阶段吧？
对于刘备的这个心思，猜得最透的当然是法正，其次是鲁肃。所以法正第一个跳出来，鼓吹确实该改年号了。
上元节朝贺之日，法正如是奏议：“陛下文治武功，俱超古人。章武之号，是为了向天下彰显陛下武功，却难免让后人忽视文治。
如今鲜卑可汗授首，改一个也恰是时机，好让臣民领略将来新政气象，提振人心士气。”
刘备对法正的拍马屁很是受用，再问丞相李素。
李素想了想，反对道：“陛下，改元以明德，此法起于武帝，至今三百余年，以至天下已经习惯，也不曾深想其中内涵。光武中兴时，也就沿用了。
但究其本源，武帝行‘一世多元’的年号之法，乃是因为尊崇董仲舒‘天人感应’之说，觉得天数有变、神器更易，人君便该改个年号，以顺应天命。如今我朝已经罢黜董仲舒邪说，所以这个旧制，实在值得商榷。”